而佛家也不甘示弱,逐一进行驳斥,指出佛教对社会民众施行教化,于治国有利;通过个人出家修行而使祖先亲属的灵魂超脱苦海,也是尽孝的表现;佛教与世俗礼仪不同,以断除情累为志向,弃妻剃发,出家修行,是无可非议的。

但中国的百姓君王大多都很理性,旷日持久的佛、道、儒三教之争,始终仅限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范围内。即使有杀害,也只是惩办几位被视为首恶者。就如祟佛的齐帝宣布灭道教,便仅杀了四名不肯落发的道士。周武帝灭佛,亦不肯杀一个僧人。

这是中国传统化氛围所使然。因为古代儒家讲究中庸、宽容,道家讲究清静无为,而佛教则更是高扬和平与平等的大旗。不像西方的宗教战争,一打就是几十年、上百年、数百年。

三方的争斗到了唐朝方才告一段落。

唐朝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国度,他们对于各族化都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。

在唐朝可以打吐蕃传来的马球,穿北方胡人的衣服,看西域来的歌舞,玩高丽娘们……

只要有心,可以在大唐,在长安体会到各种各样的异族风情。

佛、道、儒三教之争也因为这种气度而缓解,李世民对于佛、道、儒三教没有什么偏袒,秉着只要们不惹事,就不介意他们在大唐传教的心态。

可弘福寺的案例,恰好打破了这种和平的姿态。

李世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高,除了上了年级之后出现一些奢靡之气以外,在中前期,对于百姓是非常关照的。而弘福寺却收刮民脂民膏,以百姓的钱财,行挥霍奢侈之风,已经触及了李世民的底线,让他龙颜大怒。

在得到房玄龄、杜如晦的奏报之时,李世民气得拍案而起,把自己的手都打肿了,立刻召开群臣商议此事。

在杜荷没有抵达承庆殿之前,议会已经开始。

魏征、褚遂良这些正统的士,对于佛教有着心灵深处的鄙夷,面对这一群腐败的和尚,立刻展开了潮水攻势,三言两语将佛教贬低的一不值。

朝中如萧瑀一般的佛教信徒也大有人在,他们自然不甘示弱,言辞犀利的展开还击。

新的佛儒之争,有着越演越烈的架势。

至于房玄龄、杜如晦二人,则不发表意见。

他们两不偏帮,不加入争吵的行列。

以出身而言,房、杜二人都出生于香门第,是正统的儒家弟子。然他们并未有大多儒家学子的死板,懂得变通。就如治国,房、杜二人都是当世英杰,身负雄才,在处理政务的时候,早已发觉寻常的儒家知识根本不足以处理天下诸多事务,灵活变通的打着儒家的旗号,以法家的手段来处理。对于这即将产生的儒佛之争,抱以中立的态度。

李世民原先有着同样的想法,比起寻常的帝王,他的思想要开明的多。他并不像秦皇汉武一般,以学说来禁锢思想,达到控制百姓的目的,他的方式倾向于汉初的无为之治,管得宽松,管得自然,管若未管,不管而管,采用放任自流的态度。百姓喜欢什么,让他们自由的选择。

也因如此,大唐才有这瞩目璀璨的化风气。

李世民也不讨厌和尚。在他的映象中,一群和尚还曾在军事上帮过他一把,那是他攻打王世充时候发生的事情了。

武德四年春天,当时战功赫赫的李世民以太尉、尚令、陕东道益州道行台、雍州牧、左右武侯大将军、使持节、凉州总管、上柱国、秦王等身份督军与王世充作战。王世充算是乱世枭雄,但跟李世民比起来相差不止一点。不过两月,王世充已经兵败如山倒,但是因为窦建德率兵十余万增援,战局暂时变得复杂起来。当时的战场主要在洛阳附近,在洛阳与少林寺之间有一个轘州,是隋帝赐给少林寺的庙产,在寺西北五十里处,因其地势险要,属兵家必争之地,王世充将之据为己有,作为军事要塞,让侄子王仁则据守,自己拥兵与之不远的洛阳,互相呼应支援,以抗拒唐军。少林寺那甘心家园被霸占,四月二十七日这一天,少林寺的和尚联合王仁则手下的轘州司马赵孝宰,里应外合,抓住了王仁则,将之送给了唐军。三日后,李世民论功行赏,赐地四十顷,水碾一具。

这就是“十三棍僧救唐王”的历史真相。没有刀光剑影,没有画角悲鸣,没有血流漂橹,没有美女爱情。相信谁也想不到如此平淡如水,简单无奇的历史事件,会让后世吹成“十三棍僧救唐王”而故事。

虽然这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功绩,但李世民比较念旧,并没有忘记,可今日的事情,却让他对和尚、佛教恶感大增,心中也动了灭佛的念头。

魏征刚直,正直无私,可若视他为一个老实人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只有认识魏征的人才知道,这家伙的底细,面善心黑,他要不就不做坏事,要做就做的最绝。曾经在对待塞外民族上,满朝武商议如何对待。

向来不主战的魏征出了一个主意,种族灭绝,不但杀光突厥人,还要毁灭草原人赖以生存的草场,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。

这个计策,连李世民都吓了一跳,最终他决定“兴灭继绝”并没有采纳魏征的计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