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可和皇帝一贯的作风大相径庭啊!

李适登基以来,在宗教上和先代的肃宗、代宗皇帝截然不同,他非常排斥佛教。

安史之乱后,唐王室急切需求佛教的“镇护国家”作用,肃宗皇帝在世时就特别倚重密宗,曾在皇宫里设内道场,诏不空三藏和尚入内,整日搞些转轮法王的仪式,让宫女打扮为佛菩萨,让禁军武士打扮成金刚力士一起参与进来,还让大臣环绕膜拜。

代宗皇帝呢,出于政治目的考量,也非常佞佛,在大历三年曾迎过一次佛骨,那时的宰相门下侍郎王缙同样对佛痴迷(不愧是王维的弟弟),把国家的种种业绩都归结于“信佛”上。

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李适,实际对装神弄鬼的佛教是颇为不满的,他继位为帝后,先是将原本在宫中供奉的“盂兰盆”(一种信佛的法器,据说可解救死去亲人的倒悬之苦)撤走,又不允许僧人进内道场,后来更任命上清教的司马先生为三清宫宫主,一副斥佛尊道的态度。

可如今皇帝对各位的解释是,我李家虽是玄元皇帝李耳的后代,可道教却只能成就一人,不如佛教能镇护国家、化导世俗,为了国家能尽快“岁稔兵息”,朕宁肯信其有,便将这佛骨舍利迎入禁内供养些日子,又待如何?

“陛下!”陆贽和贾耽同为正统的士人,便急忙要劝诫皇帝三思。

可这时高岳的怒气却不晓得哪来的,便起身抢先说,“陛下乃是华夏至尊,而佛陀不过是狄夷之神,某在兴元尹任上与其有过来往,深知其底细,陛下不能降尊纡贵,行此之事。”

筵席的场面顿时有些尴尬,皇帝盯住高岳,十分不高兴,说朕又没卖身于寺庙,不过想借用释教来收拢天下人心而已,卿言未免太过。

结果高岳不依不饶,他说如果真的要迎佛骨,可派遣一中官去凤翔法门寺取,再选择京师内的西明寺来安置,让士庶前去景仰供奉就行,绝不可将此物送到大明宫禁内里来。

“迎佛骨是教化人心生善的国家大事,朕岂可置身事外?”皇帝明显生气了。

高岳还待再辩驳,皇帝却一拂袖,“听闻卿家中(你老婆),不也是信佛的吗?”

“妇人柔弱且无见识,故而礼佛,须眉岂可如此?”

皇帝当即大怒,说那今日朕就叫卿去迎佛骨,反正凤翔尹虽是薛白京,可判诸事的还是卿你。

高岳也梗着脖子,回答说去迎可以,但如佛骨舍利子无灵验,臣便将其投掷入渭水当中。

眼见这两位就要大动肝火争吵起来,陆贽、贾耽便急忙劝解。

结果次日皇帝就出诏,高岳为礼佛功德正使,霍忠唐为礼佛功德副使,即刻前往凤翔岐阳法门寺迎取佛骨;

此外,皇帝还命令,朕要在大明宫内修筑一座精舍,用来供养佛骨,但这种善业朕不敢独占,请天下各方镇节度使,各刺史,还有朝中公卿百官,及内外命妇夫人捐施修筑精舍的钱财。佛骨到京城之日,你们这些供养人都可来顶礼膜拜。

这个诏令一出,整个天下再度沸腾,京城各坊进奏院急忙飞传邸报,报于各方镇知晓。

胡锡晋知道高岳和皇帝差点因为佛骨的事吵崩,心想机遇来到了,便特意撰于《长安邸报》,高度赞扬释学义理博大精深,我汉地儒学、道学远不能及,汲公排斥佛学,实乃心胸过于狭隘所致,且不解圣主苦心。

可谁想胡锡晋还不晓得是,韩愈还呆在京城里,没往北面的长泽县赴任呢,看到胡的这篇章后是怒发冲冠(虽然韩愈也不太清楚,明明兴元尹高岳在镇期间,对佛教还是挺和善),便连写了三篇痛骂胡锡晋的雄,送到长安邸报来要刊登——胡不敢也不愿刊,可韩愈可是从兴元那片的舆论战场里厮杀出来的,怎会被拘束住?他当即就到东市大毕家的雕梓坊里,自己掏钱把章各刊印了五十份,堂然于各进奏院前面的木札上张贴,一时间京师内观者如堵,韩愈名声大噪。

这下胡锡晋觉得脸面挂不住了,心想我堂堂集贤院学士,还不如你个河阳乡野地里出来的吗?便又撰反驳,谁想他刚写了一篇,韩愈就写了三篇,他搜肠刮肚写了两篇,转眼间韩愈就写出六篇来,而且一篇比一篇精彩,一篇比一篇凌厉。

最后京师内一些反佛的士人,开始当街焚烧《长安邸报》,表示对胡大舵的蔑视。

胡没辙,就跑到待制院内哭诉,说皇帝要迎佛骨,韩愈则公然叫骂,骂的是老胡我,可实则是在指斥驾舆啊!

皇帝在禁内听到此事,心想:朕原本就是和高三串联好的,你偏偏窜出来展现你望风使舵的本领,你们这些耍笔杆子的,为了邀功媚上,见风就是雨,除去添乱还能起到什么作用,以后能不能别妄议朝政,妄议大臣?

愤恨下,皇帝直接说,胡锡晋扰乱舆论,难辞其咎,罚半年的俸料钱;韩愈则不要再于京师逗留,速速去长泽县赴你的任去。

得到此处理的胡锡晋同样愤恨难平,他不敢去找高岳麻烦,便找人脉,纠集一批信佛的神威军子弟,在白昼时就爬上韩愈所住邸舍的墙头,叫骂恫吓,还往韩愈的门前扔石块,扔死羊头,上面还贴着纸条,说是“韩愈之首”。

韩愈便去找高岳主持公道。

“居然敢如此对退之?”宣平坊甲第里的高岳很生气,第二天便单人骑着大厘雪,在韩愈的邸舍门前绕了两圈,接着用云浮剑在地面上划出一道痕来,说何人敢越线犯韩退之,我必用此剑斩杀之。

吓得神威军屁滚尿流。

“此不是用箭射过神舆的高三郎吗?”

“这高三还斩杀过拦住他马头的神策槐林兵,谁敢招惹?”

顿时,神威子弟走鸟兽散,再也不敢来骚扰韩愈。

韩愈感激涕零,临行前便给远在兴元的薛涛写去封信,在里面提及此事,并且说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,高汲公、郑越州和陆门郎,便是我的伯乐,我这匹骏马以后便供这三位不世出的伟男子驱使,任劳任怨,纵使累死也无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