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前韦皋和高岳连兵进攻西南,先是巩固了邛崃关,而后南进攻略与巂州相邻的黎州,此地的东蛮三部,即勿邓、两林和丰琵,各自的大鬼主都投向唐军,而后唐王朝册封勿邓大鬼主苴嵩为长川郡公,两林大鬼主苴那时为顺政郡王,又任命丰琶的大鬼主骠傍为和义郡王,三位而后还都曾来到都城长安参加皇帝于麟德殿的大宴。

可归国后不久,勿邓大鬼主苴嵩病故,其儿子苴骠离年龄尚小,故而该东蛮部落便派遣使者来韦皋这里,请求暂时由苴嵩的弟弟苴梦冲摄政——韦皋也答应下来,而后奏请朝廷,册封苴梦冲为怀化郡王,兼任邛部团练使,统摄三部里实力最强的勿邓部落。

可谁想,西蕃驻屯在巂州的“云岭大论”,也即是尚结赞的长子乞藏遮遮,却采取主动出击的方法,暗中策反了苴梦冲!

原来苴梦冲这人的野心很大,他不但想掌握勿邓部,还想借助西蕃之手,吞并两林、丰琶,从而“一统东蛮各部,割据黎州,做唐、西蕃、云南后的第四把交椅”。

韦皋安置在黎州和雅州的军吏,将苴梦冲的动向火速呈报给节度使。韦皋又怒又惊,他明白不管是东蛮,还是蜀都城西山那边的八个小羌国,其实在顺从大唐的同时,还与西蕃背地里保持千丝万缕的勾结,韦皋先前曾骂过西山八国是“两面羌”,现在他又骂苴梦冲为“二头蛮”,骂归骂,可外在上韦皋却不动声色,掌握好军队,密切监视东蛮各部的动向。

果然今年开春,在得到唐军正全力在夏州宥州平羌,而己方东道、北道等主力开始围攻拔除唐军于河西最后一处据点沙州(敦煌)的消息时,好战尚武的乞藏遮遮忍不住,重用熟知地理的笼官马定德,以巂州台登城为据点中枢,频频越过清溪关周围的山路,勾结勿邓的苴梦冲,攻击劫掠依旧效忠唐朝的两林和丰琶,以策应牵制大蕃的其他战场,首当其冲的是丰琶大鬼主骠傍,这位骠傍很年轻,血气方刚,带领族人坚决抗击西蕃兵马,可却敌不过乞藏遮遮,开屯的庄稼全被西蕃骑兵践踏殆尽,而后骠傍就据守自己的馆城继续抵抗,西蕃兵在马定德率领下,抄小路攻陷了丰琶馆城,烧毁了丰琶蛮人的居室和殿堂——骠傍逃走,唐朝赐予给他的印章也丢掉了。

没了印章的骠傍大哭,赤足跑到邛崃关前,对唐家守捉说自己犯了死罪,居然将皇帝和韦公赐给的印章给丧失了。

很快蜀都城的韦皋便又镌刻了颗新的印章给骠傍,还赠送给丰琶族人许多武器、丝帛和粮食,许诺:“勿哭,我不但给你新的印章,马上还要出兵为你等复仇雪恨!在此前,你领族人和两林蛮连兵,固守黎州诸城堡,等我的号令。”

这时围绕着黎州,西蕃和唐之间的战事已箭在弦上。

高岳委托李宪,给韦皋送来的方案即是:“羌戎(西蕃别称)背信弃义,尚绮心儿、马重英攻我河西沙州,乞藏遮遮跳梁于剑南黎州,如要安枕无忧地平党项,须得截断羌戎一臂......钱粮具备后,我当与城武,会同东川杜黄裳,集三川精兵,大攻乞藏遮遮于巂州台登城,斩其首以震骇羌戎,使其不得快意于西域。”

得到高岳信号的韦皋于是大喜,便暗中调兵遣将,开赴雅州,准备作战。

另外一面,长安城大明宫紫宸殿内,皇帝特意将窦参、班宏、董晋、贾耽四位执政级别的唤来。

军事上的斗争,前后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摩擦。

当时的议题是,窦参在推行了差纲法后,又请求皇帝减“诸道将士资装费、粮料钱”。

原来皇帝自播迁奉天以来,各道方镇都曾兴兵来勤王,然后各节度使也趁着这个机会,干了两样事:

一、趁机扩大兵额,向朝廷度支司要更多的钱粮额度来养兵,但其实,比如打报告扩充一万兵,实则扩充五千可能都没有,多出来这五千名额全被节度使吃空饷吃了;

二、以供军为名义,在各自管辖境内加征“大军粮料钱”、“赏设钱”等杂税,加重百姓负担。

其实高岳在兴元和凤翔也做了这两件事,不过他扩兵扩得实,“虚占挂籍”始终严格控制在十分之一的比例,此外他也没加征杂税,扩军所需他通过振兴兴元凤翔的农工商各业,及经界法整顿赋税便可补足,不用额外给百姓添加负担。

可窦参却借此对皇帝说:“如今国难已平定,各道扩充招募的士兵,实际大多已被节度使下令解散归农,如昔日担当宣润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,在长武军兵变后,不但把镇海军牙兵及采石等镇兵扩充到三万,还下令各州增募土团,小州八百,大州一千,这些都是用正税来养。而今镇海军已裁减兵马,不到原本的五分之三,可每年自正税、杂税里割取用来供军的数额却不曾减少,兵没了,可赋敛还在,朝廷正税不足的根源便在于此。”

接着窦参旧事重提,又说高岳的兴元、凤翔,韦皋的西川等方镇,已废州郡的团结(土团),革新后的军队里五分之三为射士,营田自给自足;只有五分之二为将兵,这才由方镇正税里的“留使”和“留州”部分承担供养——然则这些方镇原本和朝廷间签订的“分税定额”却不变,每年交给度支司的还是那么些钱,节约下来的全都入了定武、义宁、奉义等军的私,高岳和韦皋又利用这些钱大肆开织造、酿酒、种棉等,钱滚钱是越来越多,可半钱也没到国当中啊!窦参强烈建议,高岳必须要把经界法后的砧基簿抄录份交到户部来,另外高岳也必须配合朝廷,重新调整兴元、凤翔的两税“三品”(上供、留使和留州)比例,争取把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上供到京师来,而不是自己留占私用。

皇帝很犹豫,就对窦参说,高岳的这些收入,多是税商所得,朝廷不好跑去索要。

毕竟这个时代,朝廷的收税基准主要还局限在土地、人丁,最多还加上盐、酒、茶等间接消费税,对商业活动的正税能力不足。

窦参针锋相对,说高岳砧基簿里也有对商、廓坊各户“人丁、资产”的详细统计,朝廷户部只要拿到他的砧基簿,便万事大吉。

“卿所言甚善,然则......”良久,皇帝开口说了这么句。